解放之初为打破外部封锁，上海工厂如此“大迁徙”
01
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解放日报》刊发的相关报道看，上海工厂的内迁在时间分布上既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集中性，尤其是1949年8月至11月和1950年2月至4月间，《解放日报》集中刊登了一批企业内迁的报道，而这正与反封锁、反轰炸背景下上海工厂内迁的两次高潮相对应。（一）1949年8月至11月：受到外部封锁的影响，部分经营困难的私营工厂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形成上海工厂的第一次内迁高潮。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自1949年6月23日起，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利用其海、空军优势，武装封锁上海口岸，企图以此阻止上海内外交通，断绝上海的粮煤及工业原料供给。受武装封锁的影响，在外销断绝、内销一时打不开的情况下，上海私营工商业一度“处于难于维持的状态”，工厂商店大量停工歇业，失业人数激增，并很快由个别厂家蔓延到整个行业。针对这一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制定反封锁的六项方针。在8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这六项方针以上海市委名义作为第一个施政报告在会上正式提出并获得通过。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人口疏散，减少上海的人口规模；以及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鼓励某些工厂学校内迁，以便就市场、就原料，作为上海克服困难局面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会上得到产业界代表和工人代表双方的极大关注。会议期间，胡厥文、盛丕华、洪念祖等工商业界代表纷纷表示“工厂内迁是执行六大任务的重要一环”，“部分工厂内迁为我们产业界所一致拥护”，但同时也提出在工厂内迁之前“我们应该有步骤、有计划的预先布置，动力与原料的供应，销路的估计，各种工业的适当配合，都须有周密的筹谋”。工人代表也积极响应企业内迁的号召，如机器业工人代表表示：“机器业的主要原料是煤和铁，这些内地都有大量出产，机器业的机器零件较少，容易搬运，机器业的工人们，一般都愿意到内地去发展生产。”为推动上海工厂实施内迁，上海市委、市政府一方面通过《解放日报》等主要媒体开展广泛的内迁动员，另一方面部署相关部门为内迁提供优待举措。与此同时，部分省市也积极响应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工厂内迁号召。如太原市军管会轻重工业处和华北职工总会太原办事处负责人发表谈话，欢迎上海工厂迁往：“如果你们愿意迁到太原来，我们表示欢迎，太原不仅具备各种自力更生的轻重工业的原料，而且销路宽阔，特别是向大西北各省推销，这是中国产业界的一条光明出路。”
当年铅笔厂广告
1949年8月，上海私营中国标准铅笔厂将半数机器设备迁往哈尔滨建立新厂，成为全市产业界以实际行动响应反封锁六项方针号召的第一家厂。该厂总经理吴羹梅之前在参加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过程中，亲眼目睹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情形，特别是了解到哈尔滨当地制造铅笔主要原料供应丰富、气候干燥宜于制造铅笔，是建设铅笔工业的理想地区后，决定将半数机器迁往哈尔滨。时任哈尔滨市市长饶斌得知后，极力促成此事。经过接触，双方在合营形式、分配比例等方面达成意向协议。此后，全市卷烟、火柴、内衣、制药等行业的20多家私营工厂以行动响应内迁号召。9月，私营上海铅笔厂决定部分内迁北平设立分厂，这是上海产业界第二家开展内迁的工厂。截至1949年11月，共有中国标准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寰球内衣织造厂和康乐烟厂4家企业完成内迁任务，国信纺织厂、龙华烟厂、新华烟厂3家正在拆卸机器和装箱待运，另有10余家处于筹备阶段。但随着反封锁各项举措的实施，上海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上海工厂内迁的步伐有所放缓。（二）1950年2月至4月：受到“二六”轰炸的影响，私营工厂内迁进一步开展，掀起上海工厂的第二次内迁高潮。国民党当局在对上海实施封锁的同时，还经常出动飞机对上海进行骚扰破坏。自1950年初起，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规模不断升级，并把轰炸目标转向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特别是1950年2月6日，10余架国民党飞机分4批空袭上海市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连续遭受空袭严重影响上海工厂的正常生产，对部分中小型企业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厂房、机械设备因空袭造成重大损失。另一方面，电力供应不足使得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后来决定实施内迁的私营开灵电机厂，谈起内迁原因，就是“厂址因邻近被炸地区，玻璃窗等震坏甚多，又因炸后电力供应困难”。
1950年2月，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视察被轰炸的杨树浦发电厂
考虑到现有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战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为最大限度地保留上海的生产能力，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连续召集会议，实施市民疏散和工厂内迁的方案被再次提及。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 反对美蒋的轰炸！》的社论，要求“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生产形式以适应防空疏散的要求”，对因电力断绝而无法复工的工厂加强疏散工作。连续遭受空袭使得部分正筹备内迁或尚处犹豫中的工厂加快内迁的步伐。2月6日当晚，新华火柴厂将约30吨重的机械设备及物资原料从上海装车运往徐州，“信和纱厂为就原料就市场，克服生产困难，早经酝酿内迁郑州，自美制匪机滥炸本市，电力供应遭遇严重困难后，更增加该厂内迁决心，加速准备工作”。私营吉士卷烟厂、大运隆烟厂、亚洲电业厂、开灵电机厂等也决定全部或一部内迁郑州、天津等地。部分已经内迁的工厂也因空袭的影响决定加大设备转移力度。上海铅笔厂北迁的北京分厂所用铅笔芯由上海总厂制就后供应，但自“二六”轰炸后，上海总厂的生产遭受困难，因而计划将制铅笔芯的机器北运，使北京分厂成为一家独立完整的制笔厂。上海遭受“二六”轰炸的情况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由苏联提供空军保护的要求，得到斯大林的同意。2月17日，毛泽东在从苏联回国前致电刘少奇即转饶漱石：“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3月，苏联派遣一个混合空军防空集团来上海协助解放军开展空中设防，取得三战三捷、连续击落5架敌机的战绩，同时帮助培训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随着5月舟山群岛全部解放，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舟山为基地对上海实行封锁、轰炸的计划终告失败。封锁、轰炸威胁的消除使得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明确以“维持”作为上海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从1950年5月开始，除已开始内迁的工厂继续推进外，大规模的内迁工作基本停止。
02
内迁工厂的构成与内迁特点
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上海工厂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克服各种困难实施内迁。仅《解放日报》公开报道已经启动内迁或正积极筹备内迁的上海工厂便达52家，涉及卷烟、火柴、铅笔、纺织、制药、机电等10余个行业。其中，除个别工厂如景福衫袜厂虽然“就市场言，已合乎北迁的条件，但制造卫生衫所需的六支纱原料，天津还没有厂家纺制，因此就不得不缓步行动”外，绝大部分工厂企业都完成了内迁。
这次工厂内迁前后仅维持一年多时间，通过对这些内迁工厂加以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内迁原则、内迁主体、内迁方式方面既有相通之处也各具特色：
（一）工厂的内迁原则从就原料就市场，向就动力就配套拓展。上海工厂开展内迁最初考虑也是首要考虑因素是就市场就原料，降低成本，克服生产困难。如上海铅笔制造工业需用的原料木材，原先大都依赖美国木材和台湾桧木，但受到封锁的影响，原料来源断绝，而东北的椴木因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客观上要求上海的铅笔制造厂为就原料而北迁。再以上海的烟厂为例，原料烟叶多来自河南许昌，当地烟叶市价较上海便宜一半，而龙华烟厂出品的金狮牌香烟主要市场为郑州、西安等地，康乐烟厂生产的苹果牌香烟则行销东北和华北，因此两厂按照就市场就原料原则选择北迁河南郑州和天津。此外，部分工厂为了利用天津等港口的外销渠道，继续推动产品出口海外而实施内迁。私营寰球手帕厂产品原多远销南洋，但在上海遭到封锁后，外销即告停顿，而天津对内的陆路交通和对外的海运都很发达，因此决定部分北迁天津，以便外销产品由天津出口经香港转销南洋。
但进入1950年以后，受到连续轰炸的影响，如何获得稳定的电力供应也成为上海工厂实施内迁的一项重要考虑因素。“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军管会签发限制用电的紧急通告，企业的生产用电受到限制。而河南开封、江苏扬州、河北石家庄等地电力供应充足，开封工商局长就指出，上海企业迁往当地“不但是就原料就市场，而动力也无问题。开封的发电量是三千瓦，现只用到一千瓦，豫省政府日后对发电量还预备继续增加”，石家庄市代表也向上海工商界人士特别强调，当地不仅原料丰富、市场广阔，而且“动力过剩：石家庄发电量六千八百瓦，现用者仅三千二百瓦，尚多余三千六百瓦”。因此，上海的部分工厂为确保生产的正常开展选择了内迁。
内迁工厂引发的联动反应也在推动上海工厂内迁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一家工厂的内迁带动一批配套工厂或具有投资联系工厂的内迁。人和、生化、信谊、天丰四家制药厂决定在江苏南通共同创办苏北联合药厂后，为其提供配套产品的协丰玻璃厂和大陆纸盒厂也决定在南通设分厂。上海诚德纺织厂与无锡公泰纱厂联袂内迁也是如此。1950年, 上海诚德纺织厂经理荣玉德决定内迁新乡，与此同时，他积极动员参加投资的无锡公泰纱厂一起内迁。最后，“公泰纱厂与诚德纺织厂订立合同，以4000纱锭及所属设备作为诚德纺织厂的一部分内迁新乡”。
（二）工厂的内迁主体从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从轻纺企业向机电机械企业延伸。在1949年上海工厂内迁工作启动之初，内迁的主体是私营小型轻纺工厂。从当年已完成内迁和处于设备拆卸装箱阶段的7家工厂看，铅笔业2家、纺织业2家、卷烟业3家，均属于轻纺工业。但在进入1950年以后，受到连续轰炸的影响，新安电机厂、开灵电机厂、亚洲电业厂、复泰机器厂、苏中机器厂等电机、机械制造业工厂也加入到内迁行列之中。而且，内迁工厂的规模与之前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新安电机厂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私营电机厂之一，迁往天津的机器约有工作母机20部左右，包括刨床四部、龙门刨床一部、车床十部、铣床二部等，并有5位工程师以及20余名已具有熟练技术的工艺生随机器设备赴津。迁往河南郑州的私营吉士卷烟厂也是一家拥有200余名职工，以及大型卷烟机三部、切烟丝机三部、轧烟筋机一部、烘烟丝车及磨刀车各一部的中型烟厂。
（三）工厂的内迁方式以部分搬迁、合作经营为主。由于这一时期上海内迁工厂以中小型私营工厂为主，规模不大，资金有限，而从迁厂到建厂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恢复生产，在此期间的维持费、拆运机器费、新建厂房费等对这些企业而言负担相当重；加之这些工厂长期在上海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其他地区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逐步熟悉的过程，为此，在实施内迁时，多数企业采取部分搬迁、合作经营的方式。部分搬迁是将工厂一分为二，部分生产设备和人员进行内迁，辟建新厂，部分留在上海继续维持生产。开展合作经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与迁入地的工厂开展合作。如中国标准铅笔厂的内迁得到公私合营哈尔滨企业公司的大力协助，双方共同成立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资金方面哈尔滨企业公司出60%，中国标准铅笔厂出40%；前者设法安排厂房和筹划业务，后者供给机器和负责技术。另一类则是由内迁各厂联合投资创办新企业。1949年, 受上海新新宏记火柴厂实施内迁的启示，上海正明火柴厂姚连生主动向新新宏记火柴厂经理王仁勋提出共同内迁的申请，两家企业在河南开封合作成立豫明火柴厂。次年，私营人和、生化、信谊、天丰四家制药厂联合投资8000万元，在江苏南通共同创办苏北联合药厂，根据当地的疾病情况，生产切合人民大众需要的药品。
03
工厂内迁的积极影响
虽然这一时期上海工厂内迁的持续时间和规模较为有限，但无论对于工厂自身的发展，还是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对全国工业布局的调整而言，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帮助内迁工厂自身摆脱经营困境。通过开展内迁，工厂能够更加靠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节省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部分省市也对内迁企业予以特别照顾，如国信纱厂的机器到达徐州后，由政府派武装日夜保护，还予以电价七折优待；河南省政府特别制定新建及内迁工厂的优待办法，对厂址、动力、资金周转等都力予协助。在这些举措帮助下，上海内迁工厂迅速在当地投入生产，并不同程度克服了经营困境，扭亏为盈。这在《解放日报》相关报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迁往河南郑州的龙华烟厂经理徐石成表示：“我们厂当未迁时，每月在上海要蚀本数亿元。幸而内迁挽回了本厂崩溃的命运，现在我们已略有利润可图了。年内我准备把留在上海的六台卷烟机也迁到开封去，那边的厂址很大，动力也不成问题，产多少可以销多少！”
第二，工厂内迁对改变上海经济对外依赖和畸形发展的不足，增强上海与全国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旧上海的经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下畸形发展起来的，其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表现出明显的对外依赖性和畸形发展的特点。一方面，旧上海的轻纺工业过度集中而重工业薄弱，高档消费品过剩而普通消费品不足。1949年上海解放时，全市重工业“全部工厂不过二千四百余家”，尚不及棉纺业工厂数的一半。另一方面，旧上海的工商业具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不够密切。作为上海工业基础的动力生产，不仅为外商经营，其原料80%采用进口油料，甚至20%的煤也大部依靠舶来品；500万人生命所托的粮食，50%—60%依赖于进口的洋米洋面；占全国设备总量60%的棉纺业，所需原棉60%依靠进口；占全国设备总量80%的毛纺业，全部靠进口毛条维持生产；占全国设备1/4的面粉业，原料全靠洋麦；月产6000余吨纸张的造纸设备，也完全依靠进口的纸浆。
通过引导部分工厂就原料就市场迁往内地，上海的工业结构有所优化调整，改变部分行业过于集中、规模较小、技术落后、产品重复的状况，削弱、淘汰部分不利于国计民生或过去盲目发展的行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烟草行业。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主要发源地和卷烟工业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前夕，60％以上的民族资本烟厂集中在上海。针对上海烟草行业过于密集的情况，市委、市政府通过组织部分烟厂迁往天津、郑州等地，使上海的卷烟企业由1949年高峰时的113家减为1955年时的14家。同时，内迁也进一步密切了上海工厂与内地各省市的经济联系，工厂生产更多地依靠我国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原材料和燃料；也推动上海开始“把为国内生产、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今后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为国内各城市、各工矿企业大量生产所需要的机器，为农村生产所需要的农具、肥料、布匹等。
第三，工厂内迁也对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国工业布局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对迁入地区而言，上海工厂的迁入不仅能够迅速扩大当地的工业规模，为促进当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的开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迁入地人民的就业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从当时开封市民对内迁企业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内迁工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切给解放不久的开封，增添了活力。不仅仅是填补了开封没有纺织企业的空白，一包包的大棉花包，如何变成了纱，也使许多开封人感到新鲜。三三两两，要跑到厂里看看。眼前的这一切，使开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今后的发展，今后的希望，工业的兴起，这仅仅是开始……”
进一步而言，内地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我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旧中国3/4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据统计，我国各种大小工厂多设置于沿海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4个城市的工厂就占全国总数的70%，工人数也占全国69%，东北则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上海工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内地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逐步改变解放初期我国工业布局不均衡的状况。
（作者张励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原文标题为《1949—1950年上海工厂内迁研究——基于<解放日报>相关报道的考察》，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2期，有删节，注释表格从略）
往期推荐
扫码关注我们
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刘捷
制作 / 刘捷
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